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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通城新闻] 通城10年消失64个自然村 城市梦成故乡“终结者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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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4-5-4 19:26:06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  36岁的杨勇离村10年后,今年春节踏上了回乡的盘山路,到家时却发现村子已经“空”了,与之相邻的两个村——石脚盆、郭家村,则完全“不见”了。这两个村子已有近百年历史,可是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,便和这个时代永别了。
  这在通城县不是孤例,诸如此类的村子过去10年共消失了64个。根据2012年的统计,全国自然村在过去10年间消失了90万个,也就是说,每一天中国约有250个村庄消失。
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、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·斯蒂格利茨曾说,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: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,二是中国的城市化。在世界范围内,城市化进程从来都是推进人类文明发展最深刻的阶段。
  中国也不例外。2012年初,国家统计局宣布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,对具有数千年农耕传统的中国来说,这是一个历史分水岭。通城的这些村子,赶上了中国城镇化的浪潮,它们只是大时代下的一个缩影而已,也是中国城镇化、工业化、现代化的必然结局。
  乡愁:渐行渐远的故乡
  不久前,通城县扶贫办副主任樊四海,对全县11个乡镇的164个行政村及附近区域进行实地调查,发现通城10年消失了64个自然村。
  近日,楚天金报记者走进这个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的通城山区,对其中的12个村庄进行探访。已经离开村子的人,或者仅剩的几个留守者,都对“回不去的乡愁”满是叹息,却又奋力地想离开,怀念和舍弃一起在“村庄”这个古老形态下纠缠。
  人们都自愿选择离开,然后又怀有乡愁,在车票的两端,一边怀念,一边奋斗。
  出去的人再也不愿意回家
  一个个自然村自然消失
  春节前一个月,36岁的杨勇带着全家回到通城县马岗镇黄鹤村6组,一个藏在竹林深处的村子。回家后他发现,村里16户人,除了崭新的楼房,几乎没人,“打个牌都凑不齐一桌。”杨勇说,因为要照顾90岁的奶奶,过年后,他一个人留在村里,家里其他7个人全部到县里租房子住,因为“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了”。
  黄鹤村6组是由石脚盆、郭家村、何家村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来的。如果以原何家村为原点,从左到右画一个“V”形图,石脚盆在“V”的左上角,郭家村则在右上角。
  过去10年间,石脚盆和郭家村的人员不断外流,已经无法成村,所以才在编制上合并到何家村,成立了黄鹤村6组。但所谓的“并入”只是名义上的,因为这两个村子只有一户人在6组建了新房,而且常年没人在家。
  建新房的是石脚盆的最后一户人家,男主人叫胡习中。2013年初,他们在何家村修了一栋两层楼房,然后举家外出打工,之后就一直没回家。“第一家2000年搬走,第二家紧随其后,第三家是2006年,最后一家是2013年离开这里的。”黄鹤村村支书杨鹤吾说,石脚盆村原来有四家人,分户以后有人直接出村,搬走的人也不要老房子了,任其剥落、坍塌。
  郭家村的情况也与石脚盆村类似。1980年,郭家村的郭金州就和兄弟一起,离开村子到沿海闯荡,之后很少回家。该村的最后一家人也于2011年搬走。
  3月4日下午,杨鹤吾和杨勇一起,带着楚天金报记者穿过几亩荒芜的水田,走进竹林茂密的深山,只有脚下一段百米长的石板路还证明着路的尽头曾经有一个叫“石脚盆”的村庄。
  这是一个典型的山间小盆地,四周全是竹子,一条小溪从山顶流到村口,村里人用来接水的钢管还裸露在草丛中,村外百米即是山泉水浇灌的水田,不过已经没人种了。
  走进“村子”,坍塌的房子已经分辨不出有多少栋,只有一个花岗岩石门上还留着一个模糊不清的金属门牌号。
  留在6组的老人说,石脚盆的原住民,两家去了县城,做起了生意,还买了房,另外两家出去打工,过年也不回村,已经有很多年。而郭家村的几户人,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,也不知道他们的联系方式。
  工作、学校、医疗都比村里好
  出走只为追求更精彩的生活
  1980年代开始,“打工”一词开始在中国大地传播,久居乡村的年轻人开始放下耕田的裤管,背着“蛇皮袋”的行李,走向城市。30年过去了,这股潮流依然强劲,伴之而生的是,一代代的农村人不愿再回家乡,一座座村子也在这股经济浪潮中消失了。
  杨勇离开,是因为他们一家6口只有四亩水田,一年挣的钱只够吃饭、人情往来、看病。“上世纪90年代,出去打工的父辈回村,带回了大量的钱,也带回了外面世界的精彩,村里的年轻人终于坐不住了,纷纷出去打工,20年了,很多人就不回来了,似乎再没见过。”杨勇回顾自己打工10年的生活,总是眉飞色舞,“我2004年去广州,一年可以挣5万块钱,比家里干5年都多,2005年买了一辆车,在东莞、广州、深圳跑货运,一年收入也有10万元。”2008年,杨勇开始回顾自己打工的日子,猛然发现,5年一分钱没攒到。于是,他辛苦3年又攒了30万元,2011年回村建了一栋三层的楼房。
  房子建好以后,全家8口人并没有留在村里,而是全部搬到了县城,尽管没有房子,他们也愿意住下,“有工作、有学校,尤其是孩子,早已习惯了城市生活。”杨勇感叹,村里的世界太小,种地产值太低,跟外面没法比。
  和杨勇一样,出走的人们,只为了追求更精彩的生活——更好的工作、学校、医疗或其他。
  通城县麦市镇的天岳村、天门村,以及所属的村民组,2007年左右将村小学或教学点合并入乡镇小学。随着学校的消失,住在村子里的人也相继搬走。
  天岳村4组左右约300米处,各有一个自然村,一个叫枫树屋,原有11户人,一个叫谭树咀,原有7户人。2013年3月,这两个村子一起并入天岳村4组。
  枫树屋原有的11栋房子,因为没人住,经历火灾和风雨之后,已经塌了10栋,唯一没塌的一栋只住了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太太和一个3岁的小孩。
  谭树咀原有的7栋房子,只有方龙海老两口“留守”。村口一栋空房的墙上还残留有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标语,虽然红漆已剥落,但依然可辨。方龙海是该村的老村长,他说,当年的农耕热情早已烟消云散了,数代人居住的村子,跟着学校一起搬走了。
  无独有偶。2007年,通城县天门村的小学被撤并到镇小学,该村315户1250人,只用了6年时间,就减少到现在的158人。
  无法完全融入城市又不想回家
  在老家和城市间的村镇落户
  3月4日下午,杨勇和几个老人坐在村支书家的楼下聊天。村支书在楼顶上装了一个小音箱,用电脑放一些流行歌曲,一下午都没停。
  在村里,没有工厂,像杨勇这样早已熟悉了现代生产方式的年轻人,找不到可以发挥本领的地方,他的货车也派不上用场。“让一个已经‘现代化’的人回到了传统的生产方式里,不适应是正常的,他的离开也是自然的,因为他要寻找适合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。”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周运清如此分析。“在外面打工,没办法完全融入当地,即使挣了钱,也是回到乡镇和县城买房,然后在城里居住、工作、做生意。”通城县扶贫办副主任樊四海在调查中发现,因为农村和乡镇在就业、教育、医疗等方面的欠缺,很少有出去闯的人重回乡村,但他们也很难落定外地,只能在居住地的乡镇和县城定居。
  樊四海的调查引起了社会的关注,湖北省扶贫办政策法规处处长殷雄飞带领团队做了一个《湖北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定居转移的调查和思考》调查报告。
  调查结果显示,举家外出的农村务工人员数量达到外出务工农民总数的26%,其中,大城市才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定居的首选,经济活跃或有发展前途的小县城超过一般中等城市,最不受欢迎的正是农民们熟悉的家乡小镇。
  然而,定居在大城市并非易事。记者在通城县马岗镇、麦市镇的街道上随机采访时发现,乡镇上做小生意的人,许多都是近几年从下面的村子里搬出来的,因为外出打工攒了一些钱,却又很难定居在外面,就回到县或镇,买房子,做生意。在麦市镇,一名租车的黄师傅告诉记者,乡镇上的房子一千多一平米,出去打工,稍微节约一点的家庭三年就能买一套。“大批的农民走出乡村,走向城市,再不愿回乡。他们在‘打工’的浪潮中奋进,又掀高了这股浪潮。他们已经适应现代生产制度,而且和原乡的生产生活方式割裂,也无需回去了。家乡已成他乡,故乡也成了怀念。”湖北省社科院教授冯桂林说。
  变奏:此消彼长的村庄进化史
  消失的村子再不会重新复原,出去的人也难再回来,故乡已成他乡。这一股自由流动的定居选择,正好赶上了城镇化的大潮。许多问题也在前进中纠结或自解,消失的已然不再,“空心”的如何维护,走出去的如何实现梦想,都还在努力中。
  消失是痛,有人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,但也有人说这是机遇。城市的吸引力,将无数农民吸引到城镇化的大潮中,他们积极参与现代化的生产过程,适应城市的生活,并努力吸收城市里优质的社会资源。
  将有更多的自然村消失
  自然村迅速消失,通城县并非特例。这样的情况在全省乃至全国比比皆是。
  湖北省扶贫办在做农村劳动力定居转移的调查时,将调查范围扩大到湖北省的大别山区、武陵山区、秦巴山区、幕阜山区等四大片区,并就农村劳动力的资源状况、从业结构、定居转移等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摸底。
 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,结果显示,“农村空心化”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。截至2011年,四大片区833.76万农村劳动力中,在家务农的只有287.32万人、仅占34.46%,几乎2/3的人外出务工或经商了。
  比如,秭归县屈原镇九岭头村是该县版图面积最大、人口最少、贫困程度最深的一个村,现有常住人口225人,仅占户籍人口792人的28.4%。而且这些常住人口中,60岁以上的达到50%,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占18.3%,随着人口的进一步迁移和老年人的自然死亡,这个村将会自然消亡。
  湖北省扶贫办政策法规处处长殷雄飞在报告中分析,随着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,新一代打工者更多的不愿意再回到农村,片区将会有更多的自然村从县域版图上消失,农村“空心化”将会更加明显。
  在被调查的7个县里,有超过70%的农民出村务工是“自发行为”,这表明城镇就业机会、预期收入、发展前景仍然高于乡村,更多的农民愿意选择背井离乡改变现状;50岁以下的青壮年人数占85%左右,这一群体对城镇的期望值较高、定居转移的愿望较强烈,有许多已经成为现代产业工人,如果由农民变市民,他们中间的大多数“等得起”;有70%左右的农民在城镇打工时间超过半年,由打短工、打零工变为“做长工”,由“亦工亦农”变为“全职非农”。
  尽管这些人离真正“城里人”还有较大的差距,但是他们完全能够适应城市的节奏和工作生活方式,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“市民化”。
  用农业现代化安放乡愁
  “可以预见的是,以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主导的现代发展模式将逐渐取代宁静、缓进的乡村传统,继续推动国家和时代的进步。而目前中国自然村的消亡,正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正常现象,这是生产方式更新和生活方式进步的体现,跟不上社会进步节奏的村子被自然淘汰,跟上发展脚步的要扶持壮大。只有注重产业化,孵化出现代的生产方式,家乡才不会仅仅是‘乡愁’,更是现代化和新生活的载体。”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周运清说。
  记者在通城采访中发现,天岳村并没有像其他村庄一样大规模外迁,大量农民仍在村镇生活。目前,天岳村总共256户1138人。“全是因为楠竹和牮纸。”天岳村村支书胡兰凤说,全村共有集体山林8700亩,分产到户后,每家有15亩以上,满山遍野的楠竹,成了留住农民的决定因素。这也是天岳村和全县其它地方最大的差异,因为有产业,村民并没有离开。
  牮纸,也被称为火纸,主要用来祭祀时焚烧。从北宋开始,这个位于江西、湖南、湖北三省交界的村庄,就成为牮纸制造的核心区域。相传岳飞曾称:“牮纸,可通黄道。”此后牮纸便开始热销鄂、湘、赣三省边界地带。
  胡兰凤说,天岳村家家户户都用楠竹造牮纸,每家都至少有一个作坊,而且盖有自己印章,包退包换。目前,通城麦市镇天岳村的牮纸工艺已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  每年清明节后,天岳村的楠竹开始生长,采竹造纸也由此开始,每家人一个月至少净收入3000元,有了产业和经济来源,以及自由的工作时间和工作量,甚至包括楠竹等原材料清晰的产权界定,都成了天岳村留人的关键。
  不过,湖北省社科院教授冯桂林认为,靠楠竹建立起来的牮纸产业虽然留住了天岳村的人,但一千多年来的家庭作坊式生产至今没有改变,这并不利于产业集聚和规模发展,在现代经济制度的竞争和冲击下,不一定可以长久,因此,机械化、人才、资金、品牌、政策引导等战略规划,要着手提出来,这样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,农村才不至于被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淘汰。
  如何发展现代化的农业生产,实现“人的就地城镇化”,这也是通城县马岗镇黄鹤村村支书杨鹤吾正在考虑的问题。黄鹤村6组抛荒的耕地已占全村耕地的大半,村民离开后留下的资产,他不想就这样浪费掉,于是在想办法联系撂地的农户,计划把荒芜的田流转过来,使其集中连片、规模化生产,尝试对农业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进行更新。
  胡兰凤也计划在清明节前后,将自家的牮纸生产作坊由1个扩大到10个,并申请一块地方,尝试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。
  ■ 声音
  自然村消亡是生产力进步的体现
 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三次“民工潮”催生了第一代、第二代农民工人群,第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大逐步返回农村,第二代农民工则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选择留在城市,因为比父辈更执著于“城市梦”,他们宁愿舍弃世代生活的原乡。
  针对村庄消失和壮大,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周运清说,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活方式,村庄经济如果没有跟上村外世界的产业更新,随着劳动力流出和他们对新生产方式的习惯,旧的村庄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方式就会被放弃,村庄这种形态也会自然解体。“这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,同时也是城镇化和农业、农村现代化的机遇。”周运清说。“这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历程中的普遍现象,消失的无需刻意挽留,继续生长并不断壮大的要鼓励支持。”湖北省社科院社会学教授冯桂林说,历史进程会有此消彼长的表现,中国农村亦是如此。
 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认为,自然村的消亡和农民自由地迁居城市,一方面是这些村子的生存条件恶劣,不适合现在的生产生活需求;另一方面,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劳动力流动的必然结果,是农民试图摆脱贫困的自我决定,也是自我城镇化的过程,从经济、社会发展的层面上来看,也是个好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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